芳名卡门

卡门（玛鲁施卡•迪特马斯MaruschkaDetmers饰）找到在医院住院的伯父戈达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Godard饰），借口和朋友拍摄电影向他要海边的别墅住。戈达尔状态怪诞，呆在医院里盼望着生病边写作，一边又渴望着能有拍片的机会，同意了卡门的要求。卡门在一场银行抢劫中结识了警察约瑟夫，两人搏斗后竟然互生好感相恋。卡门带约瑟夫来到了海边的别墅里。不久卡门对约瑟夫慢慢冷淡，约瑟夫却越来越离不开卡门，几次纠缠无果后他在卡门的一次抢劫行动中杀死了她。而伯父戈达尔却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这场案件之中。而在平行世界的另一段，小提琴手克莱尔正安静地演奏弦乐四重奏......       1980年代，对于戈达尔来说，是他五年“录影时期”结束后重归故事片的重要阶段，他再次折返通俗叙事的传统，却依旧丝毫不减以“批判”的精神创作。十年前几乎殒命车下的不堪往事或许已经淡却，然而，1980年他伸向特吕弗等新浪潮挚友的橄榄枝遭到拒绝，恐怕多多少少为他跨入“知天命”的这一年带来了点寂寞感。自从踏上“政治性地拍电影”的先锋之旅，他便“享受”着被边缘的境况，虽然偶有电影节安慰这位战斗着的艺术家，但是距离上次靠《阿尔伐城》拿下金熊奖已经足足十五个年头了。面对老来的人生，他需要另外一种肯定的声音。       1983年，金狮奖的到来意义非凡，虽然当年颇有一些媒体表示了失望，但是作为一部经典歌剧的改编作，无论从改编后的故事创新角度，还是影片在艺术上进行的大胆创造，《芳名卡门》都是实至名归的。早在1968年，戈达尔就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表达过探索电影语言的原则，“自从有声电影诞生以来，我们对电影语言的开发只达到了电影全部潜力的百分之十到十五。电影还有着极大潜力等待我们去发掘。每次看无声电影的时候，我都会惊叹过去的电影人在风格上的多样化。比如默诺和格里菲斯两人的风格就截然不同。但到了有声片时期，所有影片在画面和声音方面都十分相似。”       《芳名卡门》尤其在声音方面有着不俗的创新，荣且放到以后再说。至于，《芳名卡门》荣膺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的往事，当年的评审团主席贝托鲁奇曾做过详细的回忆。曾见到有人假托说贝托鲁奇透露戈达尔向他“求奖”，显然对贝托鲁奇言论的断章取义。固然贝托鲁奇是戈达尔此番拿奖的重要人物，但是他也绝对做到了公正。以下，对贝托鲁奇回忆的整理，可看出一二。说这些话时，贝托鲁奇一直很开心，看得出他把这次颁奖当做了自己生涯中非常光彩夺目，绝对值得炫耀的一刻。毕竟，他创作了一个历史，也为世界电影史减少了一个遗憾的诞生。序言：浪潮已逝故人在贝托鲁奇：我最后一次看《芳名卡门》，是在威尼斯电影节的放映礼上。但是我很快就会翻看这部旧作，我们或可会在导评上加上一条附注。       回想八十年代初，像我这种历经洗礼侥幸全身而退的过来人，六十年代的狂热，延续至七十年代，拖垮整整一代人。事实上，两个人的死亡，分别宣告了六十年代的结束，帕索里尼于1975年去世，1978年摩洛（MORO）辞世，接着影坛出现真空。       到了1983年初，我参加了萨尔索电影节，在场的还有年轻才俊恩佐•昂家里（Enzo Ungarl）和马可•梅兰尼（Marco Melan），他们得到了阿普兰德的赞助，以及亲密友人格济的默默协助，包办了筹备工作，参加了这个小型的萨尔索电影节。对我来说，以为着游子归根，我藉此重回《1900》的一处外景地——萨尔索水疗馆，这些装修精致的水疗馆全由伽利略•奥辛尼设计，电影节主场馆是偌大的红堂，他还是泰王宫的装潢设计师。总之，我们出席了电影节。萨尔索电影节：欲与偶像放浪骸，叹无机缘盼再来贝托鲁奇：戈达尔在萨尔索电影节上发表了论文式的电影，该片是《激情》的姐妹篇，正是以《激情》为题，我进场时，电影已接近尾声，只见高天流云的画面。戈达尔最擅长拍摄高天流云。他本人也在场。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好莱坞，一间豪宅里举行的池畔派对上。我和朋友在池畔品尝糕点时，听到他那标志性的瑞士口音，我转身看到穿着泳裤的戈达尔，我惊讶地差点掉进泳池，他向我打招呼：“多年不见。”接着他望着我说：“现在的人大洒金钱拍电影，到最后，即便是一把火柴把罗马烧成平地了，我也有点生厌了。”我们聊了聊天，在好莱坞的大宅。戈达尔也多点了好莱坞的味道，让我猜测他究竟在干什么。       又隔了多时，我们终于在萨尔索重逢，一起喝茶。我们避开众人耳目，他想避开对他趋之若鹜的大众，有时这样的溺爱让人吃不消。我们走进房间里，叫了两杯茶，谈天说地。我告诉他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席詹路易吉•朗迪邀请我担任主席评委，我正准备拒绝。然后，我邀请他共进晚餐。我本应一尽地主之谊，带戈达尔到最顶级的餐厅，放浪形骸，那些地方的美食，超出一名瑞士加尔文教徒的容忍范围。但他一口拒绝了，他说：“现在已经七点了，我人老体弱，每晚九点睡觉，而且我明天一大早就要离开。”我们互相拥抱告别。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戈达尔留下的一个便条，上面写着“很高兴与你重逢”，最后一句是：或许我们下一次见面是在威尼斯”。哈哈。我马上预见到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我马上意识到，我必须接受威尼斯电影节主席评委的职位，我俩道别以前，戈达尔曾对我说：“我快完成一部名为《芳名卡门》的电影。8月左右就能完成。”这句：“或许我们下一次见面时在威尼斯”，表明戈达尔已决定参加威尼斯电影节，若我以主席评委的身份出席，我俩便有机会重逢。我回到罗马，致电詹路易吉•朗迪，对他说“我决定了担任本届电影节的主席评委”。威尼斯粉丝团：贝托鲁奇全心投入 浪潮之子全组评委贝托鲁奇：我记得当时是1983年，差不了多少，我还说，“但有一个条件，在你的协助下，我想召集一个全由六十年代的电影人组成的评审团。”从某种意义上，这个评审团的组成是对“新浪潮”运动以及同时期电影的致敬。他回答道：“好主意！一个由导演组成的评审团，前所未有，是一次革新！”       且不论好坏，朗迪是当时温和派影评人的代表，我们有过几回争执，我还冒犯过他。有一次，我因为詹路易吉•朗迪是评委之一，拒绝领奖。那是1969、1970年左右的事，但事隔三年，我接受朗迪的邀请，担任他组织的电影节的主席评委。在我俩地合作下，很快便着召集了一个星光熠熠大牌云集的评审团。安妮丝•华达（法国电影新浪潮祖母）、罗伯•拉菲尔斯、彼得•汉克，此人当时只拍过一部片，但在我看来，他是德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印度的莫利奈森，塞内加尔的乌斯曼•塞母班（非洲电影之父）。杰克•克莱顿是朗迪相中的千里马，这位英国导演拍过一些有趣的片子。但新浪潮在英国不入流，英国的自由电影出了不少好导演，英国国庆所限吧。来自东欧的玛特•美莎露丝（匈牙利著名女导演），还有大岛渚，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我怎会忘记。新浪潮不仅席卷法国，世界各地的电影灵魂人物，像大岛渚也欣然接受这种新思潮，我肯定还忘了谁，算了。（记者：你提了好多个名字，有10个了。）       大约就10个，评委约有十人，作为主席评委，我有两张选票。显然，朗迪和我召集的这帮导演，从某种程度上都奉戈达尔为恩师，或对他的作品顶礼膜拜。他在萨尔索留下的字条，“或许我们下一次见面时在威尼斯”使我意识到是时候颁一个重大的奖项给戈达尔。戈达尔一直在戛纳、柏林、威尼斯颗粒无收，与有分量的奖项无缘。所以，我从这张字条读出的话外音是“世事难料，我也许命不久已。也许只有几个月的命，也许应该得到认可，不管它有多庸俗，就算是一种补偿。”多年来，影圈一直排挤他，他一直挑战权威。忧虑与期待：背叛帕索里尼 期待《芳名卡门》贝托鲁奇：我记得，登上前往威尼斯的飞机时，噢，对了，我忘了提巴西的莱昂•希斯曼，这位天才导演作品如凤毛麟角。代表作有《死者》、《他们不用黑领带》。在飞机上我心想：为了戈达尔，我又得背叛帕索里尼。我年轻时曾当过帕索里尼的助手，后来被他发现我为戈达尔的电影着迷。我第一次去巴黎时，我试验了一回这种风格。当时我们再拍《乞丐》，我是他的助手。帕索里尼感到不悦，不知是否处于妒忌，后来他也逐渐喜爱戈达尔，但那是很久以后。这次我又背叛了他，因为我把奖把给戈达尔。（对不起，接电话，“我现在跟格济做采访，过一会打给你，拜拜。）我背叛他，因为我与詹路易吉•朗迪言归于好，帕索里尼曾给朗迪写了一段碑文，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你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有一天被自己的虚伪害死后，还怀着上天堂的幻想下地狱。”       到达威尼斯机场时，我心情复杂，忐忑不安。一方面，那张纸条把我推上主席评委的位置，另一方面，我要再次背叛帕索里尼。但谁说得清自己当了几回叛徒呢？然后，不管怎样，电影节上发生了不少趣事。我记得有部电影俘虏了全体评委的心，大家就如一个统一的整体，身体动作一致，或许是因为我们钟爱同一类型的电影，在那种电影面前，我们就像小孩一般，自然，许多人在戈达尔的电影面前也像小孩一般。所以，大家从没激烈地争论过，让我们一致倾心的电影叫《小约瑟的故事》，这是一位来自瓜达陆普或马提尼克岛的女新人的处女作，她叫尤占•帕尔西，该片继承了罗塞里尼的风格，讲述一对婆孙之间的故事，充满诗意，真挚动人，我们一直认为该片应该获得二等奖，即“银狮奖”。       与此同时，《芳名卡门》的首映日益临近，评委们一脸紧张，神情凝重，带点焦虑。为什么？虽然没有明说，我们背负着一个文化使命，不愿变成黑手党操纵内幕的闹剧。虽没有明说，我们都想把金狮奖颁给戈达尔，电影上映那天，我们全体祈祷。电影会出彩，讨我们喜欢。诸神归位：高达神话缔造史 贝托鲁奇：《芳名卡门》上映时，我永远忘不了放映会上评审们脸上的微笑和松一口气。大家都喜欢这部片，只是喜欢的程度不同，而那种心照不宣的害怕逐渐消失，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赞叹，太棒了！太优秀了！在当晚的放映会上，我们的眼神里写满了赞叹和喜悦。我们祝贺电影的成功。眼神里写着“这部片很优秀，拿奖实至名归。”到了草拟获奖名单的那天，我们集中起来。威尼斯和戛纳的规矩很不同。在戛纳，评委聚在一个半山别墅里，与外界隔绝，不能使用手提和外线电话，作出决定后，到了晚上6点，由警察护送评委们到电影节主场馆。相反，在威尼斯，所有决定是在颁奖典礼前一晚确定的。所以，名单确定后，颁奖前一晚，名单就四处传开了。也传到记者们的耳边。得奖名单提前公诸于世。       我们乘坐大会安排的摩托艇，前往托切罗岛的齐普里亚尼旅馆，心情十分愉快。集体作出的决定，反映了我们的共识。我们都喝了许多托切罗酒，有的人比我还醉。这个共识不仅是酒的效应，更是反映了我们在电影理念上的共识，或者说我们在几年前对电影发展前景的共识。但这种白酒也有功劳，《芳名卡门》原本一举拿下五个奖项，最佳电影、最佳摄影、最佳声效……我们都很满意，（还有导演特别大奖），你说什么？（我记得还获得导演特别大奖）是的，还有那个。       晚上，摩托艇把我们送回利多（Lido），在艇上，迎面吹来的海风，使我清醒了一点。我意识到我们对戈达尔的电影太慷慨了。可能引起公愤，或贻笑大方，令人难堪，有做作之嫌。就像一群学养深厚的黑手党，控制不了自己。回到利多后，我召集全体评委来到我在怡东酒店的房间，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躺在沙发上。我对他们说：“各位，我认为在艇上呼吸新鲜的海风后，你们和我都清醒了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评选和分配奖项。我们对戈达尔太慷慨了。”大家都清醒过来，达成共识。只有一个例外：大岛渚。通过翻译，了解我们的共识后，他以一种近乎军国主义的口吻冷冷地说道“我投了票，决定了的事，我绝不改变主意。”我试图以主席评委的身份调解，我说：“大岛渚，话不能这样说，只有混蛋才固执己见。”大岛渚更忿忿不已。我可以使用主席的额外票，但我决定不这么做。我们又开始修改最初的决定，终于摘下了几项套在《芳名卡门》头上的高帽子。但我们心里都不是滋味。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很崇敬大岛渚。82年我在日本时，他给我看了《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我看得比公映版长半小时，电影里有一种凄美高尚的情操，勾起我的愁怀。我记得第二天早上，我穿一件山本浩司设计的T恤，上面写着“大岛渚帮”。他看到以后，过来与我拥抱。我利用了这么一点虚荣心，感动了伟大的大岛渚。颁奖之夜：戈达尔荣膺金狮 评审团共享喜悦贝托鲁奇：颁奖晚会来临，从意大利影评界高深的脸部表情上，我已经察觉到那是屈就的笑容，就好像他们从心底责怪评委颁给戈达尔电影《芳名卡门》的奖项，没有任何悬念。但这部片实至名归，处处飘荡着贝多芬的四重奏，我记得是《拉祖莫夫斯基》，戈达尔在66、67年的左右，曾向我提过这部曲子电影围绕男主角（约瑟夫）和一个野性的女孩（卡门），有一场戏按戈达尔的标准，我必须承认有点淫秽即两人在淋浴时赤裸裸的镜头，她触摸他，他手淫，评委们带着欣喜和一丝内疚，褒奖了戈达尔的救赎之作。本片与戈达尔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不同，少了一点尖锐和责难。       颁奖典礼当晚，金狮奖自然是最后宣布的。《芳名卡门》连下几城后，我读出“让-吕克•戈达尔”的名字，他上台与我拥抱亲吻。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一举动很不寻常。他的发言很感人，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如此感动的戈达尔。据我记忆，他的开场白是：       在64/65年，他带着《狂人皮埃罗》来威尼斯，舆论一致看好他拿下金狮奖，他信以为真准备了发言稿，大意是他拒绝领奖，把奖项让给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颁发金狮奖时，评委宣布得奖的是《红色沙漠》。大热门戈达尔准备的将奖项让给安东尼奥尼的发言稿只能作废。回顾往事后，他继续说：“众所周知，威尼斯被誉为‘性格导演’的电影节，但请记住，没有制片商和发行商的理解，‘性格导演’难以存在。没有环球，就没有希区柯克；没有庞帝和德•劳伦提斯（意大利著名制片人）就没有《大路》。观众席上的费里尼大喊：且慢！《大路》是不顾庞帝和德•劳伦提斯反对拍成的！戈达尔没被打断，继续说：“电影就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正因如此，我把金狮的头送给米耶维尔（编剧），把它的四肢送给拉乌尔•库塔尔，鬃毛送给我忘了名字的某人，把尾巴留给自己。在法语里，这句话一语双关。把电影比作两人爱情故事的演讲，有点变了味，电影里有男女主角，但演职员有五六十人。电影是群体协作的工作。他自打嘴巴。对于这么一个另类大师，这番话是一反常态。戈达尔双脚颤抖的样子和可爱。我也站不稳，其他评委也在颤抖。因为我们通过奖项认可了一位最实至名归，却一直与奖项失之交臂的大师。他代表了我们所有人。就像我们与他分享了金狮奖。永恒与一日：再别水城 再别往昔贝托鲁奇：电影节结束当天，他就得离开。酒店给他开出200万里拉的额外账单。他以为得了金狮奖，就能不停地打长途电话，离开时，他提着行李箱和金狮奖，把奖扔给接待台，愤愤不平地说，“拿回你的垃圾大奖！”我听到后给朗迪打电话，说：“朗迪，我们不能让戈达尔掏腰包付那200万的电话费。他是金狮奖得主。”他道了歉，给酒店打电话，取消了那笔额外费用。戈达尔回到仍金狮奖的接待台，拿回奖座，夹在臂下，飞回瑞士。访问开始时，我说过，在1983年，我觉得自己走过狂热的六十年代，全身而退，访问后我反问自己“我们真的全身而退吗？” 我不敢妄下判断。PS：贝托鲁奇对戈达尔真是相当有爱啊，本来不想应邀出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主席的他，得知戈达尔将参赛后，立马但应当时的电影节主席朗迪，更是力主组建了审美倾向新浪潮美学的评审团。而戈达尔的《芳名卡门》也不负众望，天时地利人和，终于拿下大奖。难得可贵的是，经年之后，贝托鲁奇依然能把戈达尔当晚的感言复述出来，其爱之深，不言而喻。而他最后“我们真的全身而退吗”的疑问，或许可作为他迟迟没有新作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