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假期

皮特（JamesCaviezel饰）和卡拉（ClaudiaKarvan饰）是一对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年轻夫妇，他们的生活优渥，然而两人却因种种原因感情失和，婚姻濒临破裂。皮特为弥合这段感情，决定利用周末带着妻子去莫娜海滩度假。

作者： April Wolfe / 《电影评论》

译文首发于《虹膜》

1972年，世界上首个「绿党」（译者注：以绿色政治为诉求的政党，一般有三个基本目标：和平主义、社会公义和环境保护）在塔斯马尼亚州建立，作为对澳大利亚兴建两个大型水坝工程的回应。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将乱扔垃圾和环境恶化的责任从废品转移到澳大利亚消费者身上，并且关停了他们的可持续灌装工厂。土地利用问题，核试验，物种灭绝等问题都在1970年代急剧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埃弗里特·德罗什写出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生态恐怖片之一——《漫长假期》（1978），影片中，自然既是反派又是英雄，长期忍受着人类的残酷行为。

该片由柯林·艾格斯顿执导，这个关于动物叛乱的故事在上映之初并未被广泛接纳。德罗什（1980年在《电影报》（Cinema Papers）上说道）将这归因于影片塑造自然和生物的方式：「灌木丛（象征着未驯服的自然）的威胁出现得过早；它本该在观众与动物们共情之后才造成威胁的。而我认为观众在那个时间点并没有产生共情。」当我在2019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几乎不可能不在一开始与动物站在一边，两位主角皮特（吉姆·卡维泽 饰）和玛西亚（布里奥妮·贝赫茨 饰）在去往海滩度假的路上一直在吵架。玛西亚乞求皮特立刻开车回家，而后者沿途射杀所有看得见的动物，只为了血腥的快感。他们四处乱扔塑料包装，肆意砍伐树木，持续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有一种感觉，树林和水中潜伏着某种凶兆，直到抵达一个临界点——人类必须受到惩罚。

这当然不是第一部将自然和动物刻画为暴力机器或杀人凶手的电影。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群鸟》就是一个更著名的例子，但《漫长假期》大胆地让影片主角令人生厌，以致于让人觉得这是他们应得的制裁和报应。（希区柯克则把自然的道德性隐藏在潜台词里。）如此明目张胆地提出人类即是问题本身，则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流行的构想。那时候的院线公映电影和B级片（译者注：从制作投入上划分的等级，常指拍摄时间短且制作预算低的影片）——比如索尔·巴斯唯一的长片《第四阶段》，和《凶兽出笼》《咆哮》《人鼠之战》——都探讨了相似的主题。日本电影人也有所行动；《哥斯拉对战黑多拉》让深受观众喜爱的哥斯拉与诞生于污染之中的黑多拉大战一场，这部电影随后在美国与乔治·麦考恩的《毒蛙》一起进行双片放映，后一部影片中，山姆·艾里奥特饰演的角色警告一位富有的大家长，叫停国庆日的庆祝活动，因为他使用杀虫剂残杀的动物即将反击。

生态恐怖片也不一定是B级片。1979年，《漫长假期》面世一年之后，大卫·斯勒茨参与编剧了由约翰·弗兰克海默执导的《预言》，他此前担任编剧的《凶兆》（1976）大获成功，在恐怖片的题材上有所作为。《预言》一片中，环保署被派去调查一个土著部落和伐木工程之间的争执，他们在土壤和水中发现了杀真菌的汞沉积物，以及严重变异的动物。人类再一次与自然对抗，但这一次，自然的化身是一只邪恶的、变异的母熊，它将一个又一个人体撕碎。这部电影有其自身的问题——即白人救世主的比喻和对土著居民（他们被野蛮地撕碎了）的夸张刻画——但它并没有为人类的错误行为开脱。正如《漫长假期》一样，他们都得到了自己的报应。但许多人认为《预言》远低于《凶兆》作者的水准。这部电影在票房上的表现差强人意，不过一些评论家对它传达的生态恐怖信息持谨慎态度。《华盛顿邮报》的加里·阿诺德称这部电影「本质上是对自由主义负罪感的一种灌输。」（你从而可以想象阿诺德对于《阿凡达》的反应是什么。）

当然，不是所有电影都认同自然的正义：比如说，伊尔温·艾伦的《杀人蜂》（1978）就将人类塑造为受到杀人蜂无缘由攻击的受害者。然而，在大量蜂群死亡的今天，其诱因似乎十分明显，纵然这些角色似乎毫不知情。《杀人蜂》的确提出了生态恐怖的终点指向何处以及灾难从何开始的问题。因为没有人类清晰表现出来的罪恶感和大自然明显的惩罚，即使其他大部分元素都存在，《杀人蜂》也算不上生态恐怖片。毫无疑问，艾伦拍所有的灾难片都是某种生态恐怖，只是从错误的角度讲述，比如无意识的人类。

1990年代，生态恐怖片再次回温，并且更加多元化。《侏罗纪公园》横空出世，聚焦于对科技进步和释放出自然世界的恐惧。而后是奉俊昊2006年的经典怪物片《汉江怪物》，一个关于「大政府」丝毫不考虑后果、污染水的警世故事。但从长远来看，环境题材电影似乎出现了轻微的倾斜：如果我们只是接受甚至欢迎我们所知的对人类生活的灾难性毁坏，那会怎么样?

是的，还有巴瑞·莱文森《恐怖海湾》( 2012）这样的电影，采用了伪纪录片风格，讲述了有毒的水将人类变成恐怖的寄生虫宿主的毁灭性后果。然后是《鲨海》，一部有趣且紧张刺激的动物剥削式惊悚片，把鲨鱼刻画成杀人机器。但相对于柯尔姆·麦卡锡的《天赐之女》（2016）等影片，那类电影就像是老旧的文物。《天赐之女》讲述的是一个变异的女孩拥有了罕见的同时扮演人类和不死生物的能力，为人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影片中，孢子是载体，由于真菌感染，人们开始表现出奇怪的行为。当医生们疯狂地警告人们，他们即将被抗药性极强的真菌所纠缠时，这部电影在思考，如果我们任由自然发展，然后仅仅只是适应它，会发生什么。

这一态度在亚历克斯·嘉兰执导的《湮灭》（2018）中也很有说服力，影片中，许多队科学家为了寻找一个身份不明的敌人，都消失在一个色彩斑斓的场域里——一个由小行星坠落后形成的区域。没有「反派」。只有自然世界在自我折叠——就像那头噩梦般的熊，通过某种辐射过程，与最近喂养它的人类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全新的生物。主角们最终意识到只有一个选择：屈服于这种突变并接受它——那些与之抗争的人遭遇了更可怕的结局。

自环保运动开展近50年来，「气候变化」一词已被更贴切、也更可怕的「气候危机」所取代，自然也应势卷土重来，至少在电影中是这样。过去存在于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中的未来式想法，现在已经成为了明确而现实的危险。HBO的剧集《切尔诺贝利》利用了我们对核泄漏事故的强烈好奇，亚历山大·阿嘉的《巨鳄风暴》结合了气候变化灾难和饥饿的大型动物，5级飓风肆虐的同时，一只凶残的鳄鱼四处游走。随着年轻观众越来越关注环保问题——以及据专家报告，千禧一代中患有所谓的「绝望的死亡」（译者注：即嗑药、酗酒、自杀等行为）的人的数量严重上升，以及将「大流星」（Giant Meteor）当作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玩笑在社交媒体上风靡——很可能会有更多的生态恐怖片进入影院。

在德罗什的剧本初稿中，有一个动物表示友好的时刻，他们给了人类最后一次忏悔的机会，而后意识到这是一个注定会落空的努力，最终还是让人类自相残杀。德罗什认为这本是富有诗意的一个桥段。今天，电影里的自然，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不会对我们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