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刻

八年来，坚强的男孩赫苏斯一直呆在地下的军事基地里度日，自从启示录战争爆发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地面，与赫苏斯困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八个精英队员，领导人玛丽亚和她的情人巴勃罗;同性恋卢卡斯和助手;天文学家马格达莱...

一 我抽烟，我酗酒，我暴脾气，但我是个好首相。这是电影《至暗时刻》为我们塑造的丘吉尔形象。说来有意思，如果把《至暗时刻》和前些日子上映的《敦刻尔克》还有几年前的那部《国王的演讲》一并看了，我们会对二战初期的英国历史有一个很立体的认识。用《史记》的体例，这里有一部本纪，一部列传，还有一个事件表，然后我们刚好读到了它们交叉的部分。 对于拍摄过《赎罪》《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的导演乔·赖特来说，历史剧正是他的拿手好戏，影片不敢说是杰作，但绝对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场面、台词、人物，无不精致典雅，透着浓浓的英伦风情。最好的场面来自英国下院开会，一个远景拍过去，工党和保守党剑拔弩张，气氛如同在莎剧舞台上那般夸张热烈。最好的台词来自于丘吉尔给海军将领的那个电话，半夜被叫醒的海军将领谎称自己没有睡觉，在看《圣经》，丘吉尔笑道：是“出埃及记”那段吗？《旧约》里的出埃及记，描述的是先知摩西用神力分开红海，帮助犹太人逃离埃及的故事。而当时的英军，正被困在了敦刻尔克，也渴望着有神迹出现。内敛的英式幽默，让人回味无穷。 最好的人物当然是丘吉尔，荣誉属于伟大的加里·奥德曼。在过往的作品中，他所塑造的每个人物身上都有自己强烈的个人风格。但这一次，加里·奥德曼这个演员消失了，留给观众的，只有温斯顿·丘吉尔。如果丹尼尔·戴·刘易斯、梅丽尔·斯特里普、科林·费斯能够获得奥斯卡，那么加里·奥德曼没有任何理由得不到这个奖项。把奖颁给加里·奥德曼，这是奥斯卡的荣幸。 二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部影片无法称其为杰作，因为它只是循规蹈矩地塑造了众所周知的丘吉尔。顶多，我们看到了他生活中可爱的一面。所以丘吉尔的形象主要还是靠奥德曼的表演来支撑，而作为一个人物本身却是单薄的。尽管在影片里，丘吉尔也有过挣扎，而且在影片的结尾，丘吉尔说：不懂改变主意的人什么都改变不了，但其实冲突并非来自内心，而是来自外部。他的内心世界始终是自洽的，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简而言之，影片试图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丘吉尔，但调子始终还是主旋律的。而影片中最重要的冲突，其实被避而不谈了。那就是面对这么一个兵临城下的至暗时刻，选择和平妥协还是力战而亡，其实是极为困难的。影片简单地站在了历史胜利者的一边，而选择了绥靖政策的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则被描绘成了一个阴险的反派。说实话，影片中哈利法克斯的形象，跟石黑一雄笔下的达林顿勋爵一比，就高下立判了。同样是绥靖政策的鼓吹者和历史的弃儿，石黑一雄给予了达林顿勋爵极大的同情，去深入理解这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影片并未纠缠这些，所有的笔墨都用来描绘丘吉尔的伟大了。这也许正是优秀作品和杰作的分别吧。 影片其实提供了一个冲突点，就是丘吉尔命令位于加莱的4000英军拖住德军，为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这些人像谷子地一样被抛弃了。是否可以为了更大的目标，牺牲少数人的生命。我想这才是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之间的本质区别，也让他们分道扬镳。其实他们都是在试图回答老祖宗莎士比亚提出的那个问题：生存还是毁灭。 关于这个问题，编导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地铁上和伦敦市民交流的时候，丘吉尔引用了古罗马英雄贺雷修斯的言论：（大意）对于世上的万物生灵死亡迟早会降临，要为守护先祖的遗骨与信仰的神殿，去直面强敌并力战而亡。这就是英国版的轻于鸿毛和重于泰山。这答案当然无比正确，但也草率地剥夺了失败者的声音。丘吉尔声称他赢得了民意的支持，嗯，一节车厢的民意。但毫无疑问，整个国家都被他激昂的演讲和神圣的爱国热情捆在了战车上。当然，最终的胜利成就了丘吉尔的丰功伟业，但如果失败了呢？难道真的像丘吉尔所言，不惜亡国灭种？ 记得在二战的最后阶段，面对美国人的攻势，日本也喊出过“一亿总玉碎”的豪言壮语，打算和美国人同归于尽。然后，两颗原子弹熄灭了日本人的狂热。在原子弹面前，牺牲变得毫无意义。那么退一步讲，如果没有原子弹，而是双方以命换命，这样的死法就有意义吗？当然，日本的抵抗和英国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侵略者他们咎由自取。而且再说下去，诸位会诸位我对绥靖政策、投降主义充满同情。 我自然不会持这样的看法，在离开历史现场多年以后，我们可以更心平气和地看待历史，去理解剧中人的选择和动机。这里面当然不乏自私和怯懦的人和事，但还有些选择，我们也该看到那些走向妥协退让道路的人们，是不是也有着他们所珍视的价值。 三 不久前看了一部韩国古装电影《南汉山城》，同样试图回答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所不同的是，编导并没有预设立场，而是给影片中的正反双方辩手以同样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 这同样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所改编的电影，讲述的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47天的故事。这段朝鲜历史其实和中国历史有很大关联，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给未来入主中原奠定基础，皇太极首先需要搞定自己的“后院”，也就是明朝的藩属国朝鲜，所谓”丙子之役“正是清朝入侵朝鲜的战争。而8年以后的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而亡，随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一年之间，北京城两次易主。 可以想象双方的力量对比，基本上就是鸡蛋碰石头。自然而然的，朝中大臣分成了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影片描述了主和派代表崔鸣吉与主战派代表金尚宪的路线冲突。最后，朝鲜君臣开城投降。 影片把浓墨重彩着落在李秉宪扮演的崔鸣吉和金允石扮演的金尚宪身上，并且不带有主观的褒贬，让观众能够更加客观地思考双方的立场和选择，而在我看来，一部优秀的作品，会引发思考而不是提供答案。影评人杨时旸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偷生算不算苟且，赴死是不是忠烈？三叩九拜卸掉自己的尊严，换取一城百姓的生，这算是伟大还是耻辱？‘我们不知道国家社稷，只知道春天播种，秋天收获’，这是百姓的价值观和真实的日子。两个大臣，一个说着实用的方法论，一个说着悲壮的价值观，该如何评价他们？ 影片的结尾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开城投降之后，崔鸣吉去找金尚宪，劝说他和平已经来临，何不出山继续为朝廷效命。金尚宪拒绝了，他说任何人都可以投降，但他这个主战派不行。如果连他也做了墙头草，那么这个民族最后的尊严都失去了。最后，金尚宪上吊自缢。 这部影片改编自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据说这本书也受到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推崇，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电影中塑造的崔鸣吉形象，并非贪生怕死之徒，甚至有几次他差点成为振奋军心的祭品。但他始终坚持和谈的主张，在他看来，百姓的生命高于社稷的兴亡。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样的人呢？爱国者还是卖国贼？ 四 《南汉山城》中还有一个问题耐人寻味，就是真正决定开城投降的是崔鸣吉吗？崔鸣吉只有建议权，真正的决定权在朝鲜国王手里。其实是国王不想死，这才选择了崔鸣吉的主张。然而我们看到，在历史的书写中，国王是隐身的，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所有的焦点都在崔鸣吉身上。换句话说，国王决定开城投降，但这口锅要让崔鸣吉来背。这是传统文化里的君辱臣死观念 。君主怎么能投降呢？就连北宋徽钦二帝被俘虏到北方都要粉饰成“北狩”，意思是皇上到北边打猎去了。 说到这儿无法不想到一个人，今后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鄙视秦桧吗？他在岳王庙前一跪千年，当真是忍辱负重。离我们更近的，是李鸿章。那么多不平等条约是李鸿章决定签署的吗？他只不过是谈判者和签字人。1901年，是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78岁高龄的他还要和庆王奕劻一起出席《辛丑条约》的签字仪式。按理说这字应该由中方最高代表奕劻来签。但李鸿章取而代之：“天下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你以后的路还长，这卖国条约，还是让老臣来签吧。”李鸿章的传记作者梁启超评价说：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当然也有做出不同选择的帝王。比如那位自缢于煤山（今景山）的崇祯皇帝。无论活着的时候如何刚愎自用，崇祯终究用一死全了自己的名节，也成全了坊间流传的对于明朝皇帝的评价：“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当然，崇祯所面临的困境是朝鲜国王不能比的，对朝鲜来说，投降只是换了一个宗主国，而对于崇祯来说，投降则意味着亡国。 在二战欧洲战场上，同样也有这样鲜明的对比。在电影《至暗时刻》里，丘吉尔对外院议员发出疑问：你们愿意让纳粹的旗帜飘扬在白金汉宫，飘扬在温莎堡，飘扬在议会大厦吗？同样，英国那位口吃国王乔治六世也拒绝流亡，支持丘吉尔抗战到底。当然，作为一个并无实权的国家象征，乔治六世并没有决定权，但乔治六世的表态，让丘吉尔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这是超越政治的力量。 而同样面对德国入侵，丹麦政府和国王则号召人民对侵略军“放弃任何抵抗”。德军占领丹麦仅亡2人，伤10人。丹麦的想法我想和当年朝鲜国王差不多，一来实力对比过于悬殊，结局早已注定；二来，丹麦和苏联、波兰这些国家毕竟不同，纳粹和丹麦没有什么种族矛盾。就像清朝面对朝鲜，你投降了就行。 所以面对强敌，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一个国家的选择呢？我发现答案好像挺让人悲哀，危急关头何去何从其实充满了偶然性，往往取决于当时的主政者是谁。碰到像丘吉尔这样的强硬派，自然就选择了抗战到底，而如果遇到像朝鲜国王那样的软弱者，则只好开城投降。而大多数人，则身不由己，只有被裹挟其中的命运。 五 人类走到今天，其实已经有足够的平常心去回望历史，那些曾经不敢碰触的伤口，不愿面对的选择，都需要我们重新去面对和反思。而文艺作品，正承担了这样的功能。所以像《南汉山城》或是《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反思，而《至暗时刻》，尽管制作精良、演绎精湛，但其实避重就轻，老调重弹。 而反思的好处，则是让我们有机会纠正自己曾经偏狭的观念，同样也对正确的观念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理解。比如像李鸿章这个人，面对当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究竟该承担多少责任，卖国贼这顶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是否合适？我想这是需要我们纠正的地方。同样，对于像汪精卫、贝当、哈利法克斯这些人，无论他们有怎样的理由或苦衷，他们的选择仍然是不可接受和不被原谅的。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而为何而生为何而亡，这同样是个问题。汪精卫和贝当们，他们以为自己赐予了民众和平，给了他们活命的机会，然而他们意识不到，这选择剥夺了民众做人的尊严和反抗的意志。他们恐怕也难以理解不是每个生命个体都把活着放在第一位，还有人选择尊严，拒绝苟活。 前些日子，媒体人罗振宇在他的节目中也谈到了法国元帅贝当和汪精卫，面对这些人物，罗振宇认为不该存有什么争议，他评价说：“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行为解释得合情合理。以人的智力，再不堪的行为，想找到一番光明正大的辩护词还不容易？但是，如果他们也是合理的，也是可以被原谅的，那我们整个民族怎么面对那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烈士？如果汉奸不被惩办，下一次国难当头的时候，谁还会挺身而出？” 其实罗振宇多虑了，所谓英雄，并不会因为你辜负了他们就会选择放弃。危难的时候，总会有人选择挺身而出，毁家纾难。而反过来，无论历史如何评价，也总有人选择妥协退让，叛国投敌，这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不需要选择的，只有那些制造这种困境的侵略者。关于选择的问题，作家邹思聪说：“我们要清楚一点，人组成的国度，很少是正确与错误的选项，大凡都是在诸多错误选项中选择一个，并且为此承担后果，以及承担后果的后果。这种在‘一堆错误答案中选一个错误答案’的选择，我称之为‘悲剧性的道德选择’。而注定了，这个世界上，只有好人才会去做那些‘悲剧性的道德选择’，因为恶人不需要道德，也从来不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