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战疫

一个出国旅行者正准备把信用卡递到酒吧侍者的手上，一个商务会议在一片握手和问好中开始，一个男人在公交车上咳嗽……这些本没有关联的事情被一种传染病联系在了一起。贝丝·埃姆霍夫从香港出差回到明尼阿波利斯，身体不适，她觉得这只是坐飞机时间太久的结果。可是不料，两天之后她却死在了急诊室。医生告诉她悲痛的丈夫，这个女人的死因不明。很快，相似的病例相继出现：现实剧烈的咳嗽、随后是高烧不退，接着是昏迷、脑出血，最后就是死亡。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症状的患者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都出现了病例。这种传染病以不可预知的速度传播着，2个人、4个人、16个人，随后就是成百上千上亿人。医学无法解释和治疗这种新出现的病症，只能任由其肆无忌惮地传播。全球性的恐慌开始产生。在美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们被动员起来对这种病毒进行研究，希望能破解出它的生物学密码，并以此为契机制作到治疗疾病的药物。部门主管齐弗博士为了能尽快找到攻克病毒的方法，不惜将年轻的女医生派往第一线工作。而与此同时，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家们正在全力制作防疫疾病的疫...美國芝加哥，一個女人剛剛和自己的情人開完房間準備回到明尼蘇達的家中；香港九龍，一個男人氣喘吁吁的下船回家，滿頭都是汗水；英國倫敦，年輕的女子頭暈冒汗，坐立難安，最後死在了酒店；日本東京，中年男人暈倒在公車上。這就是《傳染病》的開端，索德伯格用一種十分急促而燥熱的氣氛炒熱了整個電影。
史蒂文·索德伯格喜歡探討社會深層的問題，一針見血的點出陰暗背後的人性。《傳染病》保持了他的這種風格。問題在於敘事方式，多線敘事可以保持電影的懸疑感，更可以製造出傳染病來襲的混亂，但是索德伯格的度沒有把握好，讓電影深陷在極度開放的環境下，它拉伸得太寬，又延伸得太長，大多時候都無法收回來，故事也就變得像一盤散沙，難以達到統一的效果，進一步的削弱了“傳染病”帶來的危機感。
人物刻畫隨著散亂的敘事變得膚淺了許多。人物夾雜在閒散的故事中搖擺不定，即便有三位奧斯卡影後撐場，又有馬特·達蒙、裘德·洛這樣的實力派加盟，但看得出來，索德伯格也像是被傳染病傳染了一樣恐慌。幾位主角之間的交互並不夠，戲份安排上更是不平均，導致人物的做事的動機都顯得十分的刻意而為之，沖淡了情感上的共鳴，人物性格十分的殘缺，即便幾位主演表演出色，依舊改變不了電影的空乏。
揮之不散的政府陰謀論電影落入了俗套的尷尬怪圈。雖然陰謀論的確可以增加電影的看點，並且可以契合當下不少人的心態，但是反過來看《傳染病》對這一點做得並不足，一方面它安插了裘德·洛飾演的博客寫手來“嘩眾取寵”；一方面它大篇幅的將“人性、良知”這些元素融入到電影中，頗有些向政府俯首稱臣之舉。那麼接下來裘德·洛的高調懷疑就顯得十分的無理取鬧，加上這個人物本身就不是很討喜，“政府陰謀論”在《傳染病》中保持著“霧裏看花”的狀態，歌頌背後隱藏著憤世嫉俗的情緒，批判背後又帶著屈服的無奈。
我還是把電影當作是一部講述家庭的情感片。雖然索德伯格不願意把《傳染病》打造成單純的“眾志成城，抗病救人”，但是他卻花了極大的篇幅去講述這些。馬特·達蒙、黃經漢、勞倫斯·菲什伯恩全都離不開家庭的支撐，這些線條匯總之後，《傳染病》以“病毒”為核心，以“社會”為批判對象逐漸被轉移，最終還是變成了以情感為立足點，格局一旦有所變小，電影就顯得十分的雜，觀眾更是難以摸清它的劇情走向，《傳染病》就像是一個路癡領路人帶著我們逛迷宮一樣，它帶著觀眾亂竄，自己慌了陣腳，我們也被繞得暈頭轉向。
好在影片的幾位主演十分的出彩。瑪麗昂·歌迪亞、凱特·溫斯萊特和格溫妮絲·帕特洛三位奧斯卡影後在有限的空間中發揮出了自己作為影後應有的水平，外加馬特·達蒙、勞倫斯·菲什伯恩的助陣，電影總算可以在表演上有一個質量，否則《傳染病》真的難以服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