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尔弗顿之围

在执行一次破坏加油站的重大任务时，三名UmkhontoweSizwe(MK)自由战士意识到他们惨遭陷害，警察已经做好了随时逮捕他们的准备。警察对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殊死追捕，他们被迫躲在银行内避难。　　这三人一致认为，有人—也许他们中的一人—是“Impimpi”，即出卖团队的警察间谍。问题是，这个人会是谁？在银行里，他们之间的压力和紧张感越来越强烈。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为自由而战。三人意识到他们唯一的选择是被捕或死亡，他们决定就释放纳尔逊·曼德拉进行谈判。

以下是我谷歌来的真实事件经过，刊载在一个名叫“ 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网站上，网址：https://www.sahistory.org.za/article/silverton-siege。

1980年1月25日，三名MK骨干成员——斯蒂芬·马福科（Stephen Mafoko）、汉弗莱·马胡波（Humphrey Makhubo）和威尔弗雷德·马德拉（Wilfred Madela）——据称正在前往马梅洛迪附近瓦特罗的加油站执行MK计划的破坏任务。在途中，“三义士”意识到他们被警方跟踪。为了逃脱追捕，他们在比勒陀利亚西尔弗顿的大众银行的一家分行避难。他们在银行劫持了25名平民作为人质，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与省长沃斯特会面，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一名名叫马奇的男子，以及10万兰特现金和一架飞机，让他们飞往马普托。

经过了一系列谈判，包括警方为MK骨干成员和人质供给了食物后，一支警察部队冲进银行，三名骨干成员全部被警方击毙。两名平民瓦莱丽·安德森和安娜·德克勒克在枪战中丧生，另有许多人受伤。

据媒体报道，六小时的围攻事件按时间顺序展开如下：

12.00 – 1:15:

武装的三义士进入了大众银行；目击者对确切时间的描述各不相同。这些骨干成员劫持了银行里的25名平民作为人质，并将他们转移到一个角落的隔间里。

1:30 – 06:00:

由于围攻的重点在一楼，上层的银行工作人员设法逃离了大楼。然而，银行会计安德烈·塞隆却在后面躲藏了起来。

警方反恐小组成员进入附近的巴克莱银行大楼。该团队设置了监控设备，使他们能够通过潜望镜监控大众银行里发生的事情，并通过录音机和麦克风记录每个声音。

上尉C.J.德斯瓦特和准将L.尼特林与三义士进行谈判。

随后，两名人质获释，他们携带的笔记概述了三义士的要求。

三义士高唱自由之歌，以激昂品行和保持专注。

警方通过在一条三义士视线外的楼梯进入银行地下室。他们建立了通向二楼和安德烈·塞隆处的通道。警方现在可以俯瞰劫持现场。

大约6.30：

警方似乎准备采取行动。警察局长Mike Geldenhuys将军命令清理附近地区。

救护车靠近现场，一大群围观者被命令离开。

7.05:

第一声枪声响起。

目前尚不清楚到底是MK骨干成员斯蒂芬·马福科（Stephen Mafoko）在察觉到警察已经大楼里时开枪的，还是警察率先开枪的。

汉弗莱·马胡波（Humphrey Makhubo）和威尔弗雷德·马德拉（Wilfred Madela）很快被击毙，但斯蒂芬·马福科（Stephen Mafoko）继续朝警方开枪，并投掷手榴弹。出纳员威利·格罗布勒抓住手榴弹，试图把它扔出去。但手榴弹爆炸了，并造成人质受伤。

警察击毙了斯蒂芬·马福科（Stephen Mafoko）。三义士当场死亡。

伤者被紧急送往附近的H.F.Verwoard医院。人质瓦莱丽·安德森当场死亡。人质安娜·德克勒克数小时后在医院去世。

在围城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里，警方逮捕了九名非国大成员。这九人都是6月16日支队的成员，这一代MK新兵是1976年索韦托起义时招募的。

对于这样一部电影，我没办法抛开真实的事件经过来谈论、感受电影。也只有通过现实与想象的两相比较，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电影的内涵和想法。从社会心理学，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角度去阐释电影，显然是错误的，这会几乎完全消解事件中对抗的意义，虽然我在观影过程中一直能够感受到某种情绪的传递和弥漫，包括那种在真实事件中几乎并不存在的“壮怀激烈”。

然而，我觉得这可能并不是我的错。电影本身不制造，或者呈现这种“对抗”，电影只是渲染了“紧张”。它太想和现实和解，以致于我们在电影中几乎看不到一个纯粹的“坏人”、“压迫者”、“种族主义者”、“既得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我们看到的、电影创造出来的角色好像都是可“教化”的，具有良善意愿的“被裹挟者”，能够深刻地“自我反省者”。经意不经意地，电影模糊了事件双方的对抗背景和价值取向，好像观众们都能够自动地脑补出整本观影指南。这种处理方式，我是不太赞同的，于现实而言，它不成立；于虚构而言，它落入了人道主义的简单表象和俗套中去，使电影作为故事的功能大大减弱。

我不知道在真实事件中是否存在着叛徒。但是就电影而言，我觉得这个叛徒角色只是为了影片的整体张力平衡。如同克莉丝汀之于被劫持者，如同准将之于警察局队长，叛徒之于三人小组的存在，只是刻意地制造某种悬念，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它只是为了让电影有话可讲。更深一层分析，叛徒与其余二人并无理念上的分歧，他不过是陷入了某种因外部因素导致的悖论中——不反抗，妻儿的生存条件无从改善；反抗，妻儿可能从此于其天人两隔。我觉得叛徒这个角色是电影“不反抗”的明证：叛徒不反抗同伙，因为他们理念相同；叛徒不反抗被劫持者，因为他们不杀平民是他们的信条；叛徒也不反抗警察，因为警察掌握着他的家庭。叛徒的存在是一种妥协，既是电影中各方的妥协，也是电影创作者与现实的妥协。

白人警察队长是个人道主义者。电影一开始的厂区围捕中，他就指示围捕人员不要开枪，要活口。在银行大楼外，他又数次否决了强攻策略。他想保全所有。除了警察身份这个符号，电影没有再就这个角色的背景作出任何交待。作为警察，缉捕违反犯罪分子，甚至平叛，是他的天然职责，然而，我很难想象在一个厉行种族政策的社会里，警察会对黑人犯罪分子行软弱之事。警察也许并非不可教化，只是在这样的电影里被“教化”就显得特别虚拟，特别无力，尤其是没有得到任何外部因素的补充说明的情况下。

银行的白人女主管克莉比汀在电影里用两重功能。一者，作为银行大楼内部劫持者和被劫持者之间的冷却缓冲器。在情势危急的时候，“适时”地出来说几句事实上无足轻重的话，目的是缓和紧张气氛，既使黑人（劫持者）白人（被劫持者）之间的矛盾得以呈现，又起着合理化劫持者没有对平民使用终极暴力的作用；二者，作为既得利益者/被劫持者，反利益立场宣扬博爱和平等，使某种人性的光辉得以彰显。电影里的克莉丝汀是个“自我反省者”，她代表着某种人类固有的美好品质，然而，这种“光辉人性”，这种“美好品质”既无法同化内部群体，也不能满足外部群体的要求。这是“克莉丝汀”们的纠结，也是电影阐述方向的局限。

这部电影给人的观感很奇怪，它展示历史上的种族矛盾，但是又塑造一种人人友爱的环境，好像所有的错误都是随机的，而不是某种可分析、可溯源的利益分配失衡。它更像是一部说教大戏，戏里的所有角色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他们只是工具，用来向世人宣扬：黑人作为反抗者，应该不事杀戮；警察作为暴力机器，应该保全人民生命；主管作为利益既得阶层，应该博爱平等。诸如此类。我并不知道南非现在的具体情形怎么样，但是我总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宣传机器，它在讨好所有人，安抚所有人——看，反抗是迫不得已、合情合理的；瞧，压迫也是温和善良、情有可原的。

这，可能就是我们身边不易察觉的日常的历史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