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1942年，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燎原之火，生灵涂炭，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当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目光聚焦在一城一郭的征伐劫掠之时，几乎鲜少有人注意到古老的中原河南正爆发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旱灾。影片的主角老东家（张国立饰），狡猾、市侩，典型的封建地主，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对抗这史无前例的灾难，他被迫逃荒，亲眼见证着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的种种死状。他的遭遇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面对这群人的苦难，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蒋委员长（陈道明饰），还是深入民间报道灾难真相的美国记者白修德（阿德里安•布劳迪AdrienBrody饰），以及海内外的每一个人，如何能从这眼前的人间炼狱之景侧目。绝望无止的逃生坎途，中华民族多舛命运的苦难一斑……本片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我曾将本片列为岁末观影清单的首位，所以失望挺严重——坦白说，逃难到六十一天时，冯导离我的期望就已不止了三百里地。当然，如果没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可能会看它更顺眼一些。但既然都是讲述饥饿的故事，就难免拿来比较：冯导用的是工笔，或许也算大师了；但李安是梵高，是毕加索。所以想想，也没什么可比较。
　　
在对李安的专访中，柴静说《少年派》是最不可能拍成电影的小说。我想她一定没看过刘震云的《温故1942》。准确地说，那根本不是一部小说——只是开头有些小说的端倪，之后随着资料的堆积，刘大叔义无反顾地迈向历史纪实散文的深渊。
所以说，剧本根本不是改编来的，而是另起炉灶，原著不过是提供了素材。写书的刘大叔，不像一个小说家，更像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对搜到的任何资料都如获至宝。而当剧本要求他变回小说家，他只能从二十年前的资料堆里，去东拼西凑出一个故事可能的模样。
从《手机》《我叫刘跃进》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窥见大叔的路数，也不难预见他对史诗型题材的驾驭力。 于是一个平庸的剧本，注定了这部电影的命运。
　　
电影的致命伤，在于没有观众想听的故事，即便是制造出的种种苦难、种种暴虐，也都没能超乎观众的想象。其实原著中，刘大叔很是收集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资料：
●扒火车时许多人被轧死，“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有的扒上车顶，却因半夜冻僵了手，滑下去摔死。
●一个母亲煮了自己两岁的孩子；一家农民收养了一个八岁孤儿，结果一家人把他“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
●国民银行在救济款上的盘剥：发放的全是百元钞票，但灾民只能换成小票购买粮食，银行在兑换时“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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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资料在剧本中统统不见踪影，而一旦失去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这部电影根本无法拯救那些被可乐和爆米花填充的灵魂。或许是冯导太过慈悲，或许是审查太过严苛——但是，将血淋淋的事实，艺术化为震撼人心的画面，应该不是对一个优秀导演的过分要求。
　　
虽然泪点不力，但冯导还是不负众望地安排了几处黑色幽默，比如牧师几次为死人“安息”， 冻僵的尸体却 “死不瞑目”；财主女儿自愿卖到妓院，结果吃得太撑，蹲不下为客人洗脚……至于效果如何，就要见仁见智了，反正我是有点哭笑不得。
还有更哭笑不得的一处。财主的儿媳妇生下孩子就死了，财主老婆扒开媳妇衣服说“趁热再喝口奶”——做个样子就好了嘛，干嘛真扒呀！本来挺堵心的一段，就这样被长达一分钟的露点给抢了戏。
　　
奥斯卡影帝布罗迪的“白修德”，只能说中规中矩，没看出影帝的价值。蒂姆•罗宾斯是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的主演，但因原著中外国神父的善行在电影里全无表现，所以罗宾斯神父只能躲在世外桃源般的小教堂，默默地打着酱油。
张国立的“老东家”不得不失，但搭配男二号张默的“长工拴柱”，就让人忍不住出戏：“这是亲爷俩吗？长得不像啊。”徐帆都五十了，还有少东家为她流口水？冯导千万不能再这么疼老婆了。
没让我失望的是明叔的“蒋公”（因为他，当年的电视剧《长征》我看了N遍），气场到位，内心戏强大，让人不禁站在他的位置去盘算全局，于是考量这场灾难的高度有了不同。而这也正是原著的初衷。在我还无条件信服政治课本的1993年，刘震云就试图排除政治色彩和道德标准，把蒋某人放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之中，去评判他处置这场灾难的得失。 从这点上看，刘大叔去写小说真有点浪费。
　　
或许，我们也应该体谅冯导所处的复杂形势，或许，他已讲了他所能讲出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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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年三十出头的刘大叔，很有点愤青的模样。书里很彪悍的两段：
●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
●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那些土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2、这几年大刮民国翻案风，那些曾被妖魔化的党国高官，都被重新打扮成了儒家君子。比如有个段子，陈诚任台湾省长时，孩子想坐他的公车……陈诚笑着说：“我坐小汽车，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这里的“陈诚”，完全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伟大的名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人，要官员廉洁奉公，不能依靠道德、人品、信仰，而必须依靠制度。
　　
　　就像《大公报》因为一篇《豫灾实录》，而被蒋停刊三天。而当时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时代》周刊解聘报道饥荒的白修德，却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刘震云在书中说，“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这话的意境，至今让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