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长笛曲

这是一个开放自由的时代，报纸每天都在谈论“改革”，呼吁“为大胆改革做准备”。 “闲暇时间管理局”负责人雅罗斯拉夫并不满足于现状：用严肃的文学和政治书籍换取畅销小说。秘书很想制定一个文件来阻止这件事，但他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让自己变得软弱或无法做好某件事并解决问题。菲利莫诺夫副局长和他的助手伊克沙诺夫正在检阅果戈理名剧《被皇帝派出，代皇帝出外处理大事的官员，现在被用来讽刺那些被派出的官员》上级到下。去吧，不知情况下发号施令的人”，我看到：这部剧的表演为现代生活增添了很多内容。医务室的护士富丽达也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伊克沙诺夫对既非此类的表演也非那种虚假或不合理的表演非常不满，而菲利莫诺夫则表示，在当今时代，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并鼓励表演。集体“大胆前行”。但他私下里对伊克沙诺夫说：“我希望我永远不会看到这样的作品。”一天，菲利莫诺夫在办公室听坦波夫合唱团发表意见后心脏病发作。 ，躺在沙发上。医务室的护士万达为他采取了急救措施。菲利莫诺夫认出她曾参与过“那些被皇帝派出去代表皇帝处理大事的官员，现在被用来讽刺他们是上级派下的，不了解情况。 .乍一看来，本片似乎是表现爱情的，但事实上，它是要鞭笞官僚主义，而且是“改革”期间的官僚主义。影片是在“改革”期间拍摄的，谈的也是“改革”。编导表现了官僚主义，这是今天的中心问题。在影片中，人们会看到熟悉的情境，熟悉的人，会更清楚地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影片的第一场戏处理得很有意思：拥挤的街道上，电车里的乘客都在阅读报纸上有关加快改革的报道，小轿车里的老年官员则对“改革”表示出愤懑。马路上交通堵塞，小轿车、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排成一公里长，都在等待，这场戏形象地表现出了“停滞时期”的状况。画外音的歌声更是明确地讽刺了官僚主义：“没有什么比官僚主义大厦更牢固，任你改革的劲风狂吹”，“我们是官僚主义者，是重要人物，过去有我们，今天有我们，将来也不能缺少”。影片成功地刻画了菲里莫诺夫这个人物，他的灵魂是撕裂的、扭曲的。在遇到丽达之前，他只是一个新型的官僚，为了仕途，他可以和自己不爱的叶莲娜结婚；在工作单位，他一心想坐上局长的圈椅。他不像他的同事们那样可笑和愚蠢。他很聪明，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荒谬的，但却无力改变它，也不想改变。他做的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但却还要耗费自己所有的精力使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看起来有意义。与局长雅罗斯拉夫相比，他处世比局长圆滑多了。局长是表里一致的保守的“官僚主义者”，菲里莫诺夫则是一个“识时务者”。例如，他明明不喜欢《钦差大臣》的演出，但却当面鼓励演出团体，私下又反对他们。唐波夫合唱团的女团员们闯入他的办公室兴师问罪，责怪管理局牛头不搭马嘴地派她们去参加舞蹈比赛，而且那里接待得很差，连回来的车票都没人管。为了缓和关系，他立即建议派她们到黑海边上去举行几场音乐会。其实，他清楚地知道，合唱团唱来唱去都是那支谁都听腻了的歌：“春天的夜里你思念着我，夏天的夜里你思念着我。”菲里莫诺夫的双重人格表现得很充分。在工作岗位上，他是一个一心向上爬的官僚，但在爱情中，他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他对丽达的爱是真诚的。爱情唤醒了他的美好人性，他为丽达吹起了早已被忘却的长笛，导演还细心地让观众看到了长笛匣子上积满的灰尘。他与妻子住在豪华的住宅里，吃着美味佳肴，但他的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欢乐。当他住在丽达的斗室的一个角落里时，早上，他自己动手炸土豆片，星期天，他擦地板搞卫生，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地生活着，他身上的人性就显现出来了。为了名利地位，他不得不舍弃爱情。他曾经想按另一个样子生活，但他已不能自拔，他成了自己一心向往的高官厚禄的牺牲品。他回到妻子身边，得到局长的职位后，心里却感到空荡荡的。开会时，他从办公室的窗前看见丽达在街上走过去，他心中的热情重又复苏，眼前出现了幻觉：他到丽达家里去，见到丽达正在熨烫衣服，他又为丽达吹起了长笛曲，并告诉丽达，为了她，他已彻底放弃了高官厚禄，他很想买点食品，与她一起吃午饭，但身上已没有钱，只剩几个分币。他请求丽达原谅他，说没有她，他无法生存。丽达把她留作纪念的、菲里莫诺夫过去给她的“5卢布洗餐具的酬金”拿给菲里莫诺夫去买食品。这场幻觉的戏是菲里莫诺夫心灵的忏悔，也是他的真情的流露，是影片中的成功之笔。编导对这个人物又恨又爱，作为官员，他应受到惩罚，作为情人，他应受到嘉奖。梁赞诺夫为菲里莫诺夫找到了出路，他让作为官吏的菲里莫诺夫死去，让作为情人的菲里莫诺夫再生。而且，的确是丽达的爱情唤回了他的生命。医生和护士怎么抢救都无效，但丽达的眼泪像活命的水似地落到她心爱的人的身上时，他复活了。女主人公丽达的性格表现得很生动。她贫穷，但很有自尊心；既坚强，又脆弱；说话、行动的节奏都很快；她获得了真正的爱情，却又被欺骗、出卖了。勇敢的爱情使她变得很坚强，她维持了女人的尊严，也维持了自己的爱情。当她受到叶莲娜的羞辱时，她机智地进行了反击：叶莲娜说，她要写博士论文，让丽达每周来帮佣三次，每次给她5个卢布，她立即说：“你写论文这半年我可以来。半年后，您得来我家为我收拾房间，我住的房间面积小，好收拾，再说我会多给您钱的，我每次给您6个卢布，因为我的佣人是博士头衔，是吗？”面对有显赫地位的父亲作后盾的叶莲娜，丽达决不示弱。她为之倾心的是吹长笛的菲里莫诺夫，而不是追求名利地位的菲里莫诺夫。菲里莫诺夫只有在与她单独相处，没有想到自己的职位的时候，才是真诚的，当周围有他的下属在场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是个官员，丽达与他之间的距离就拉大了。其实，他们两个人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是不同的，对于她和菲里莫诺夫的关系，她曾明确地对菲里莫诺夫说：“我不愿意……我不希望总是和你偷偷摸摸地见面。”他们在树林里的汽车上幽会，遇到两个假冒的纠察队员来找麻烦时，她和菲里莫诺夫的表现也不一样，菲里莫诺夫不敢说出真名实姓，他编造了一个亚美尼亚人的假姓，也不敢出示证件，又怕这两个人记下他的车号，更怕带他到公安分局去。所以，他主动提出交罚款。丽达却什么都不怕，她不怕丢失什么，她敢于维护她的爱情，所以她也不怕到警察局去，她拒绝交付每人10卢布的罚金，胆小怕事的菲里莫诺夫立即替她交了。她的最后的行动：从死亡线上救活了菲里莫诺夫之后又离去，就是她的美好的人格力量的明证。她珍惜这份真诚的感情，但她更不愿丧失人的尊严。扮演丽达的女演员塔季扬娜·道吉列娃演得非常出色，她准确地掌握了丽达复杂的感情变化。她的表演自然、可信。菲里莫诺夫的妻子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她明明知道丈夫不爱她，是为了看中她父亲的权势才跟她结婚的。当她知道丈夫有外遇时，她想整他：收回了他的汽车钥匙，把他撵出家门。但她这样做了之后，自己先忍受不了啦。所以没过多久，她路遇丈夫时，又主动把汽车、房门、信箱等钥匙交还给了他。菲里莫诺夫都弄不明白她这是在进攻还是在投降？她说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没有菲里莫诺夫，她的情况很糟，她觉得自己很愚蠢，惹出了这意外的麻烦。当菲里莫诺夫为了局长的职位回到她身边时，她唯恐再失去他，立即把她从巴黎给他买来的领带拿给他，百般讨好他。菲里莫诺夫向她表示愧意，她却安慰他说：“很多男人和他们不相爱的妻子都能生活在一起，没关系，他们会幸福的。”叶莲娜这个人物表现得很真实，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是常见的。她与丈夫的关系既脆弱又牢固。他们并不相爱，但又不愿分离，各自的需要把他们拴在一起了。雅罗斯拉夫是一个传统的官僚主义者，他因循守旧，胆怯，对上卑躬屈膝，对下粗暴蛮横，一意孤行，固执己见，甚至有些愚蠢。他带领一班人到集市去搞突然袭击这场戏意味深长。实际上，集市上的绘画作品只是普通的画作，但这些不学无术的官员却把它们当做抽象派、先锋派的作品，扬言要想办法对付这些画家。管理局工作人员奥金科夫甚至向局长献策，说是可以叫他的开推土机的朋友来把集市推倒犁平，苏洛娃则建议动员评论家、艺术家来对付这些画家。实际上，这些官吏扼杀了一些有意义的作品，例如，送审的《钦差大臣》是一出借古讽今的戏，但却被禁演了。当雅罗斯拉夫把职位和办公室让给菲里莫诺夫之后，他得到了解脱，应该说，他早已不适应局长的职务。他离职后的一场戏处理得很好：早上，趁着菲里莫诺夫尚未上班，他提前来到过去的办公室，去取他忘记拿走的女儿和孙子的照片。只有不当官之后，他才看重亲情和人情。他的这一举动说明：人的自然本性又在他身上得到了恢复。在本片中，梁赞诺夫无论在风格、样式、格调、演员的表演手法等方面都采取把什么都掺和在一起的做法。在这种奇异的结合中产生了新的艺术作品。一些看起来相悖的内容都融和在一起了，如：嘲讽与富有激情的悲剧并存；滑稽幽默与感人的爱情故事同时出现；通俗的情节与抒情的调子结合在一起。梁赞诺夫本来是把重点放在讽刺上的，但他采取了折中主义的做法，在讽刺时留有余地，言有未尽，留下了一条虚线。因而，在影片中，最珍贵的不是已经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是导演故意隐匿的内容。应该说，讽刺与抒情不容易结合得很好，但梁赞诺夫却做到了。在这方面，对城市日常生活的速写，使他获得了成功。通常人们只知道“作者电影”，但梁赞诺夫的影片可以说是“观众电影”。他的影片中有他的今天的观众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们看到了观众的趣味和观念、观众的概念中所形成的传统故事和离奇的神话。梁赞诺夫过去的神话故事是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的，而现在，有些内容让位于间接表现了。影片中的几场梦幻的戏很有新意，例如，在菲里莫诺夫的一场噩梦中，他发现自己在街心花园以吹长笛乞讨为生，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可怜一下过去的官员吧！”丽达还给他送饭来。在梦中，他见到管理局工作人员米亚索耶多夫带着管理局领导人的一帮孩子也在街上吆喝着乞讨。音乐是本片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很多讽刺性的内容都是通过歌词唱出来的。影片中许多对话写得机智幽默，诙谐有趣。这是一部从内容到艺术手法都十分丰富多彩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