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妖术

马师傅带着徒弟马小军来到一户员外家，员外家里闹狐妖，马师傅和小军根本就没有发现狐妖和痕迹，于是，小军把自己养的小狐妖放出来，假装收妖，这个时候，真正的狐妖来了，将马小军打倒在地，幸亏马师傅一番苦口婆心的说教和展现自己的手段，狐妖也安然的离开宅子。马师傅发现贾公子所在的青楼要怨气缠身，后来马师傅在牛探长的带领下，进入青楼，将贾公子从镜妖的世界里面救出来。和贾公子有仇恨的另一位公子，邀请邪道陈一封来，用纸人法术拘贾公子的魂魄，正好被马师傅发现，马师傅等人，找到邪道，一场大战，邪道陈一封灰飞烟灭。原来这一切都是导演包子写的剧本，剧本由包子讲给许总听。

为西方文艺作品提供了无数创作灵感的二战和大屠杀一向是柏林电影节偏爱的话题，可能是受德国社会不断反思二战的大环境影响，又或许是柏林相对于其他电影节政治性较强的原因。今年的开幕片《姜戈》（Django）仍以二战和种族为背景，但从我们最熟悉的犹太人大屠杀转向吉普赛人的遭遇。这个传统上居无定所的民族因其独特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在西方历史上素来受到歧视。二战期间重视“血统纯洁性”的纳粹对他们进行了系统性的谋杀，但因居住习惯、人口数量、缺乏话语和权力资源等原因，他们的故事往往不为人知。

影片讲述法国吉普赛裔爵士乐手姜戈·莱因哈特（Django Reinhardt）在二战中与德军和法国抵抗组织的纠葛。莱因哈特是吉普赛爵士（法文jazz manouche，英文又称swing——摇摆爵士）的创始人，二战期间他的声名正值全盛期，在巴黎的演出场场爆满。占领军当局安排他到德国巡演，遭到拒绝后姜戈处境危险，在地下抵抗组织的帮助下逃到莱芒湖（俗称日内瓦湖）畔的多浓（Thonon），意欲伺机渡湖逃入瑞士境内。

早已过上优渥都市生活的姜戈一家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又重新回到吉普赛亲戚的营地，由于德军对湖面严密监控，他们偷渡的日期也一再推迟。在法国抵抗组织的要求下，姜戈答应为当地德军晚宴演出，自由不羁的吉普赛爵士让德国士兵放松了警惕，抵抗组织趁机帮助一名受伤的英国飞行员偷渡到瑞士，又对德军铁路进行了破坏活动。然而当德军洗劫吉普赛人营地的时候，法国人都别过了头去。

世代承继的偏见和歧视没有因为战争的到来而烟消云散，没有因为共同的敌人而得到和解。在战争的大恐怖之下，基于种族的偏见继续作用，将吉普赛人和犹太人一样推到了苦难的最前沿。更令人发指的是，因为吉普赛人口主要集中在法国、南欧和东欧，法国警察在针对吉普赛人的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为生活在纳粹淫威之下的受害者，却要借机变本加厉地欺压更弱势的群体。《姜戈》是一部面向当下现实的影片。记者会上导演艾蒂安·科马尔（Etienne Comar）提到，希特勒掌权和法国战败，为法国社会中潜伏着的歧视的暗流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出口，各种仇恨和丑恶就势汹涌而出。这无疑是对特朗普美国的一种暗喻。

但这样的政治映射并非有意为之，科马尔的初衷是要拍摄一个音乐家的传记片，将其放在历史的大环境下。后来他意识到，要避开政治话题是不可能的，因为“艺术（包括音乐）在黑暗中为人们带来对自由的希望，当独裁者攻击自由时，他们往往也攻击艺术。”摇摆爵士乐以它开放、多元、不屈的精神，让独裁者们坐立不安。片中对姜戈演出进行“审查”的德国军官很懂音乐，向他提出了诸多要求，以使艺术符合政治和宣传需要，然而这样种“规训”阉割了一个音乐类型的个性，也让一切艺术家的个人风格变得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对于吉普赛人来说，这种音乐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生命力的象征和源泉，对于其音乐的阉割也是磨灭其民族性的一种企图。纳粹对少数族裔的摧毁从肉体到精神无孔不入，是阿伦特所说的现当代社会特有的“极权主义”。

今天的吉普赛人仍有一小部分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住在自己的营地里，仍然在经济和社会发生问题的时候被当作替罪羊。最后一次也就是几年前萨科齐任总统期间。为了让影片更加真实，《姜戈》的主创人员深入一个吉普赛营地，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导演说，接触到后期，自己和阿尔及利亚裔的男主角勒达·卡代布（Reda Kateb）已经成为几个吉普赛家庭的座上宾。但最初的抵触和冷漠始终提醒他们，民族之间的隔阂并未彻底消除。

科马尔反复强调自己拍的是一部艺术性的传记片，也就意味着有很多历史上的空白需要填补。影片以姜戈唯一的古典乐创作《吉普赛兄弟安魂曲》（Requiem pour mes frères tziganes）的演奏收尾，这是姜戈在流亡期间和战后为死难的族人所作，大量使用宗教音乐元素，在历史上只演出过一次。除了开头非常著名的管风琴部分，这部作品并没有完整流传下来，多半是因为吉普赛乐人不喜书写。

于是导演邀请了澳大利亚音乐人沃伦·埃利斯（Warren Ellis）按照姜戈的风格重新作曲。埃利斯与姜戈一样未受学院正统音乐教育，他的音乐生涯始于摇滚，也是那一代叛逆反抗的音乐类型。但安魂曲涉及到音乐在让人向往自由和代表民族性之外的另一个功能：通过将苦难崇高化来慰藉人心。卡代布引用马提尼克后殖民主义学者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话说，弥撒的功能之一便是让人逃避现实的痛楚，在心灵受到抚慰以后放弃抗争，是殖民者的一种工具。所以在片中使用《吉普赛兄弟安魂曲》的时候，科马尔非常注意强化心灵慰藉而淡化精神麻痹：在一般宗教音乐让人凝视圣像的时候，他把镜头对准了主人公姜戈本人——这是一支人向人致敬、默哀的圣乐，人站在神坛的中央，是万物的尺度。

片中有一处细节，讲述二战中处于德军占领下的巴黎，有地下放映场所可以看到英国人嘲讽纳粹德国宣传的作品。在《姜戈》里能看到的是英国电影人对德国意识形态片搞笑的重新剪辑，又配上象征反叛的摇摆爵士乐，让极权的宣传变得荒诞不经。导演说，他不喜欢发表政治演说，也不喜欢艺术家直接参与政治，但他同意艺术本身可以是政治的，而艺术家的观点应该通过创作来表达：“我们用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作品来回答时代的问题。”

这或许也是影片能被选为柏林开幕片的原因。之前盛传《拉黛贡德》（Radegund，暂定2018）有可能是今年的开幕片，这是名导马利克以《细细的红线》（The Thin Red Line，1998）获柏林金熊奖后第一次重拾二战题材，因此大家都以为是板上钉钉了。不料这位金熊、金棕榈双料得主并没有来柏林，可能是想去今年戛纳的七十大寿，可能是直接送类型片电影节，也可能是真的制作缓慢要等到明年。

《姜戈》则是艾蒂安·科马尔的导演处女作，被选为顶级电影节的开幕片，还是有些令人震惊。在做导演之前，科马尔是法国影坛极为成功的制片人，他制作的影片有两年前戛纳大热片《我的国王》（Mon roi，2015，戛纳最佳女演员）、讲述阿尔及利亚基督教僧侣困境的《人与神》（Des hommes et des dieux，2010，戛纳评委会大奖）和二十世纪法国西班牙移民的故事《六楼的女人》（Les Femmes du 6e étage，2010）。他制片人生涯的巅峰无疑是2014年的《廷巴克图》（Timbuktu），这部毛里塔尼亚片呈现马里通布图在被宗教极端分子控制后平民的遭遇和沉默的抗争，在戛纳主竞赛首映后又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还拿下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七项法国电影凯撒奖，对于一部根本就不说法语的片子来说也是头一遭。

或许正是这样丰富而具有全球视野的制片人生涯，加上《姜戈》影片中的政治信息，让柏林最终决定以它开幕。电影节主席迪特·考斯里克（Dieter Kosslick）说，本届柏林选片的主题是“多元”（diversity），战争民族、东方西方、性别性向、传统现代，在这个特朗普掌权唯一超级大国的世界里，2017年的柏林选片是一种“抗议”（protest）。在北美颁奖季围绕政治话题展开的同时，作为2017欧洲电影节中第一个大头，柏林为全世界电影艺术家订下了未来四年的基调：继续反思、揭露、表现人类历史上所有不宽容的思想和行为，在内容和形式上追求个性化风格和自由的表达。在多元价值受到政治威胁的黑暗时刻，艺术的明灯常在。

（本文修改版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2月20日。未经授权，严禁转载、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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