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康拜因

被仇恨联结的父子一路上经历了或残忍或动人的故事，而最终的结局竟显示出，在父子的心底，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残酷秘密。在兰州混过两年，勇涛回到老家，给父亲买了礼品，两人在夜色下吃面条，桌子上的收音机，父亲两年前买来送给勇涛，曾被他丢在地上，现在播放着流行音乐节目。次日清早，趁父亲睡着，勇涛从柜子里取出钱匣，偷偷抽了一些。合上钱匣时，正碰上父亲翻醒。他坐在床上，知道儿子这两年在外面混得并不好，说：心要硬点，城里缺钱的时候多着，你全都拿去，不要管我。这是公路电影《红色康拜因》最让我动容之处。接着，勇涛站在金黄的麦田，路旁的中巴司机喊一声“快走了”，勇涛赶过去，重新上路，影片到此结束。
“康拜因”是联合收割机的英文汉译，出现在电影里，就是一辆有点破旧、编号为18539的收割机。在城里干了五年，父亲宋海两手空空回到老家，还债务缠身。五年里，妻子生病，不堪忍受病痛，喝药死去。勇涛看在眼里，也没有抢救。离开父亲的五年，是勇涛仇恨日增的五年。所以当宋海回来，儿子处处和自己作对，当夜就举着小刀，要杀死熟睡中的父亲，但是没有。
家乡正是收割麦子的时节，宋海趁势当了麦客，顺带也叫上儿子。整个故事，就是宋海、勇涛和乡亲勇善在渭北，不断地收割麦子，父子之间由对立转为和解。除了父子关系，还有很多当下的问题显现。乡下的人都进了城，大量土地无人耕种，种地得雇人，收割麦子也是如此。在城里用肉体谋生的乡下女孩攒钱回来，想过安稳的日子，还是受到电话骚扰。被拐卖到甘肃的贵州女子，经历复杂。拐卖后，自己也认了，生下两个孩子。被解救出来后，跑回贵州老家，父母不管，男人难找，又想孩子，最后偷偷回甘肃，身上的钱在西安被摸。无钱回去，在路上碰到宋海他们，找点事情做。
姚安濂的宋海，是中国式的父亲，复活了罗中立的《父亲》和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吕玉来的勇涛，是中国式的儿子，还原了农村问题少男。宋海和勇涛的关系，是经典的中国父子关系。这种关系，非常隐忍，隐忍到不用什么言语，只需眼神、动作，甚至自己过去的经历，就能交流。因为缺乏语言交流，所以误解多多，仇恨加重。这种关系，非常对立，难以和解。父亲永远要让儿子服从自己，儿子永远不走寻常路，要超过父亲。生死疲劳，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儿子一天天强壮，体力上已经超过父亲。但是父子之间，始终有一脉血缘，心里还是彼此挂念。勇涛的仇恨，是埋怨宋海五年里都杳无音讯，在家里最困难之时，没有出现，以致母亲死后，把父亲从户口本上销掉，宋海成了活着的死人。而这五年里，宋海艰难挣扎，拿了朋友的三万块抚恤金当作本钱，去城里闯荡，到头来却赔得窝囊。出于自尊，宋海又不想把这一切告诉家里。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电影里才能出现，父亲的责任感和自尊，被电影放大到了极致。
《红色康拜因》获得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这个奖来得有点沉重。中国当下的伤疤，在《红色康拜因》里得到部分展示。伤疤之下，是每个由乡下向城市进发的人的疼痛。看过的人都说故事太残酷，而导演蔡尚君在电影中要说的是，“在蜕变中收割人生”。其实比照下来，很多现实比宋海和勇涛更为残酷。因为主题的原因，注定了观众定位细分的尴尬。《红色康拜因》似乎不是放给城里人看的，城里人多数看不懂。但也不是给打工一族看的，因为打工一族和它无缘得见。即使有机会观赏，他们也不能静心看完。它最适合的人群，应该是社会学工作者。而我在这部电影里，把疼痛温习了一遍。但“温故而知新”，现在连疼痛都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