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

苏利曼和“苏丹电影俱乐部”的另外三名成员决定重振一家旧电影院。他们不仅因为对电影的热爱和对恢复旧电影存量、再次关注苏丹电影历史的强烈渴望而团结在一起，而且因为他们都曾在流放中接受过电影教育。不知疲倦地，他们试图让影院老板站在他们一边，让这个地方重新运作起来，但他们一再发现自己遭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同时，他们坐在一起谈论过去——包括他们作为对立艺术家遭受迫害甚至折磨的经历。他们还朗读流亡和梦想苏丹时写的旧信，在那里艺术和智力思想可以自由。“我们比他们聪明，但不如他们强大，”他们一致总结了他们的处境。正是在这些简洁的时刻，观众才能够感知到友谊，以及在为共同理想而斗争中存在的纽带和意识形态的团结。　　苏哈伊布·加斯梅尔巴里把苏丹电影的历史放在影片的中心，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受到持续危机影响的国家的现状　　Sulimanandthreefurthermembersofthe‘SudaneseFilmClub’havedecidedtoreviveanoldcinema.TheyareunitednotonlybytheirloveofcinemaandtheirpassionatedesiretorestoreoldfilmstockanddrawattentiontoSudanesefilmhistoryoncemore,butalsobythefactthattheyhaveallenjoyedafilmeducationinexile.Tirelessly,theytrytogetthecinema’sownersontheirsideandmaketheplaceoperationalagain,butrepeatedlyfindthemselvesupagainstconsiderableresistance.Inthemeantime,theysittogetherandtalkaboutthepast–includingtheirexperiencesofpersecutionandeventortureasoppositionalartists.TheyalsoreadoutoldletterswrittenwhileinexileanddreamofaSudaninwhichartandintellectualthoughtcanbefree.‘Wearesmarterthanthem,butnotasstrong,’ishowtheyunanimouslysummarisetheirsituation.Itisinlaconicmomentssuchasthesethattheviewerisabletoperceivethefriendship,aswellasthebondandideologicalsolidaritythatexistsinthestruggleforcommonideals.　　SuhaibGasmelbariputsthehistoryofSudanesecinemaatthecentreofhisfilmandatthesametimeshedslightonthecurrentsituationinacountryshakenbyongoingcrises.

本文最早发布在微信公共号《凹凸镜DOC》（微信号：pjw-documentary）

中国电影人和影迷盼望已久的电影院复工终于有了消息。国家电影局官网公布：“国家电影局发布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至此，在180天的等待后，电影院终于要回来了。

而身在非洲的苏丹，电影人们还在翘首期盼电影院的归来，虽然这一等就是三十多年。

这个国家的电影院已经关了30年

作者：张劳动

1989年，在苏丹内战中崛起的上校巴希尔发动了政变，成功坐上了总统的宝座，这一坐就是30年。在任期间，巴希尔忠实地执行保守派教士的命令，实行了一系列保守的社会禁令：酒精、音乐和电影遭到禁止。

影片的一开场只有声音，没有画面。是一个长者同电力公司客服的对话，长者说，我们这里已经停电四天了。这时画面出现，一只手电对着一位正在拨打电话的长者。客服回答，您还要等待。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我先给你排着号吧，你是第175号。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电力供应都无法得到保障，政府办事效率之低，也预示着接下来他们申请电影院重开的艰难。

四位上了年纪的电影人，把灯光设备搬到院子里，借助电池的电力开始表演比利·怀德《日落大道》中的一出戏。他们分工明确，有灯光师（拿着一个LED灯），摄影师（他的手就是他的摄像机），导演（对，导演啥也不用带，就说句：action）。演员带上头巾开始了表演：“电影就是我的生活，没有其他”。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片头字幕出:《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

影片讲述了四位苏丹电影人（他们是苏丹电影俱乐部的成员），希望重振一家废弃电影院，复兴苏丹电影。为此他们要为一部电影的上映，觅得一张放映许可证，他们去了文化局、市政府和情报安全局，碰了很多钉子后，他们发现，还要再去政治安全局，因为当初取缔电影是一项政治决定。

正如开篇电台节目中访谈的标题：“苏丹电影，主角已逝”。这群人中有第一个学电影的非洲人，曾经，他们的作品也在国外电影节屡屡获奖，苏丹电影人在世界影坛上崭露头角。然而这美好的一切却戛然而止，苏丹有近30年的时间不再生产电影。

四位苏丹电影人来到仓库，翻捡着那些已经尘封许久的电影设备，阿莱镜头，旧录影带，16毫米摄像机，还有剧本，他们回忆着老师当年谆谆的教诲，仿佛回到了他们最青春的年华。甚至，他们找到一个装满勘景照片的文件夹，其中一位电影人沙达德不无遗憾的说，我们的电影“就要开拍了，然后军事政变开始了”。

苏丹电影人希望恢复电影放映，他们驱车到很远的小村庄，拉起幕布，为那里的孩子放映一部卓别林的默片电影《摩登时代》，卓别林滑稽的表演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投影幕布突然出了故障，老先生们不得不用手撑着放完了电影，仿佛他们也成为了电影表演的一部分。《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他们来到一座废弃的电影院，希望能够重振电影院，开始跟影院老板谈判，只要你提供场地，“一切都不需要你做什么”，但很不幸，他们碰到了钉子，影院老板没有同意。

苏利曼给之前求学的莫斯科电影学院打电话，希望找回他的毕业作品，他当时要回苏丹时，意气风发，在告别晚会上，他畅言：“梦想在苏丹等我。”后面的情节中我们得知，苏利曼的同学中，有大名鼎鼎的爱森斯坦。如果电影没有被禁止，说不定，苏利曼会变成非洲的爱森斯坦。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在苏丹，年轻人的业余喜欢踢足球，数码影像让他们更快的接受，电影院放映真的有必要吗？

他们开始对周围的人发放调查问卷，令四位苏丹电影人感到欣慰的是，有个年轻人说：“如果电影院重开，我每天都去。”还有人说，“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比自己在家好多了，大家可以讨论，大声欢笑。”《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最难得是影片中，四位电影人在天台的几次谈话，他们讲如何受审被掌掴，在星空下朗诵自己写的旧信件，苏利曼引用布莱希特《致后代》的名言：“在这个时代，谈论树几乎也是犯罪，因为他影射人们对无数恶行的沉默。”

《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他们给政府写信，挂出横幅“电影院即将开张”，试映影片，自己制作宣传物料，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他们对投影设备不是很满意，希望购买新的设备，打电话后，光荧幕就要1万欧元，沙达德直呼天价。收拾停当，四位电影人准备放映《被解救的姜戈》。一切准备就绪，但是审查又出现了问题。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到最后他们也没有能把放映许可证拿到手。《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在电视机里放着苏丹选举的新闻，讽刺的是，总统选举，总统巴希尔得票是5252478票，高票连任。“一共就500万选民，他得到的票数比选民人数还多。”其中一位电影人悻悻地说。

电影是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不惜以关闭苏丹电影俱乐部为代价，与当局死磕。但黑暗怎么能让杜鹃停止鸣叫。既然不允许我放电影，那我就用手中的镜头去拍摄，沙达德又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拍摄了一部名为《鼠》的实验影片。

影片的结尾部分，在聒噪的政治宣传视频的“催眠下”，苏莱曼睡着了，下一个镜头，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时的毕业作品《非洲丛林鼓点与革命》被找到。相信，在梦里，苏莱曼无数次的回想起当年自己拍片的经历。

沙达德拿着话筒，他的面前没有观众，只有空气：“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你们的电影院，我们今天将为你们放映，希望你们理解，观看电影《被解救的姜戈》，这部电影有关斗争、爱、以及... ...”老人并没有说完话，影片在他收起话筒，离开了，话筒里出现了枪声（后期加进去的），暗示电影就是他们射向生活的子弹。影片在暗淡枯黄的灯光结束。《当我们谈论树的时候》截图

电影院到最后也没有开起来，我觉得做不成放映比做成放映更有意思。理想主义者活下来的意义不是梦想破灭而是自己觉得有事要做。四位苏丹电影人就像是西西弗，西西弗每一次上山都是开心的，他在用自己的努力去化解无聊。“有时候失望是如此伟大，让希望得以壮大”，“我们都是乐观的人，都经历过绝望挣扎的洗礼”。没有电影的电影院，只能是空洞无趣的，电影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尽情享受电影重新开启的那一刻。

这部影片获得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纪录片。2019年4月11日，苏丹发生军事政变，总统巴希尔被逮捕，政权将在两年内移交给文官政府，苏丹电影人们终于有可能等来他们期盼已久的春天。

特别感谢：奇遇电影字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