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

古典时代的隐士是矛盾的。他们以不在场彰显在场，通过主动远离建制、拒绝建制的征召，凸显个性和私人主张，赢得舆论和历史的关注。他们并非始终缄口，面对深山，而是借助有选择的沉默发声。那些对田园生活、玄理的大量书写，在读者眼中，实际是表达政治主张。楚王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之时，便认同了“天下观”。楚国成为华夏的一员也就不远了。同样，古典时代的隐士在排斥建制的同时，也接纳了建制的底层观念。也就是说，古典时代的隐士一直与建制同处一个政治生态。

归隐也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看似孤独的群体事件。因为，归隐成为高尚行为并蔚然成风，还被载入史书后，对隐逸和归隐者作品的解读评价，就是归隐文化的一部分。后世的归隐亦或多或少被外界的凝视所染污。悲哀的是，那些纯粹受个人动机驱使而隐入山林的贫苦人却从一开始就不被关注，也没留下令人惊叹的篇章，而泯灭于历史。

那么，现代的归隐也难逃这一宿命。比尔·波特对中国归隐文化的再发现，昭示归隐即将或已经融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